中美貿易摩擦，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出現了，咱們有必要重點聊一下 ▏蔣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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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美貿易摩擦發展至今，一個讓中美都十分重視的問題正逐漸成為焦點，這個問題呢，事關重大，很核心，我覺得非常有必要解讀下。今天這篇文章歷時半月完成，也算是鴻篇巨著了，有些問題說的算是比較細，篇幅也較長，還請少俠們上上眼。
一·中美結構問題成為新焦點
我們回顧中美貿易摩擦及談判的過程，可以發現一個現象：雙方博弈的焦點在不斷發展和變化。先后經歷了關稅戰、打擊定點企業等，如今的焦點已經聚焦在結構性問題上。
今年1月9日，中美第五輪貿易談判結束。隨后，中國商務部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相繼發了公開聲明。在聲明中，中美結構問題被（首次）提上重點。當時USTR的聲明中關于結構問題的要求包括：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網絡入侵等方面。
2月14日開始，中美啟動第六輪貿易談判。談判的主要內容包括結構問題和貿易問題，此時結構問題已經上升到中美談判的焦點，具體涉及領域包括：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壘、服務業、農業、貿易平衡、實施機制等。
2月21日，第七輪貿易談判在美國召開。和第六輪相比，第七輪的成果距離落地又近了一步。上一次的“就雙邊經貿問題諒解備忘錄進行了具體磋商”變為“圍繞協議文本開展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替代了上一次的“達成原則性共識”。
那么到底取得了哪些實質性的進展呢？這個還要等更進一步的消息出來，特別是中美官方各自公示的消息，以及可能的中美聯合聲明。
而關于結構問題方面的結果，目前已知的重要消息有：
據消息稱，美國東部時間2月24日特朗普發推特：中美貿易談判在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移、農業、服務業、貨幣等重要結構性問題上“取得實質性進展”。
2月28日的商務部新聞發布會上，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表示：中美圍繞協議文本開展了談判，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壘、服務業、農業以及匯率等方面的具體問題上取得實質性進展。
綜合雙方的說法，現在結構問題已經具體到：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壘、服務業、農業以及匯率，六個方面。
通過回顧最近三輪的談判我們基本可以看到：中美之間關于結構問題的談判，正在逐漸成為新的焦點。可見美國對于中國的結構改革問題，是非常的重視的。其實早在去年5月份，萊特希澤就提過結構改革的事：
萊特希澤說：除非中國對其經濟做出“真正的結構性改變”，否則華盛頓可能仍會訴諸于關稅，以及其他工具，包括投資限制和出口規定。
為什么美國這么重視結構性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確實非常重要，已經觸及一國經濟發展的本質了。相信也是中美談判中，最艱難的課題之一。
其實這不僅是中美談判的重大課題，更是當今世界的重大課題。08年經濟危機后，大多數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都在搞結構改革。中國在改，美國自己內部也在改，歐洲日本都在改。有專家干脆把“結構”當成2018年度經濟關鍵詞，到了今年熱度依然不減，2月1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談結構改革。文中這樣寫：結構，結構，還是結構！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美國一定要求中國做結構性改革？這么多國家都要搞經濟結構改革？到底改什么？為什么要改？這個結構問題到底是什么問題？美國對中國的結構性要求，和咱們自己一直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有什么關系？是一回事嗎？今天犀牛就系統的分析下這些問題：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咱們先做個簡單的科普：
二·什么是經濟結構
無論是咱們自己的供給側改革，還是美國要求的“經濟結構改革”。這個結構改革已經成為這幾年國際經濟領域最熱的話題。
首先從字面意思解釋：結構指的是一個整體（經濟體）由哪些部分組成，以及這些部分的組合關系。
小到一家公司：例如一家公司簡單的劃分，由內勤（財務-行政-人力-法務）+營銷（銷售-市場-運營）+產品（技術-產品）組成。有的公司重營銷，由營銷驅動；有的重產品，由產品驅動。這就是這就公司的結構概況了。當然這個結構是高度簡化了的。
大到一個國家：國家層面就要復雜多了，根據不同的分類方法，可以有不同的結構體系。例如按照地域劃分，可以分成地域結構；按技術發達程度，可以分成技術結構等等。
而我們今天重點要聊的，是下面這四大結構：
1·產業結構
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一般來說，三大產業的構成比例，和這個國家的發達程度是高度相關的。
很多發達國家都是這么過來的：
第一個階段：農業經濟（第一產業）時代
這個階段的歷史是最長的。我們從動力、核心資源、勞動力的角度來簡單分析下農業經濟：農業經濟的動力主要是人力和畜力（再加上簡單的金屬農具），核心資源是土地，勞動力極大的依附于土地，生產率低不說，賺的也少，大家住在耕地附近，所以也沒什么大城市。
這個時候一國經濟的支柱是農業，因為產業結構很低級，所以GDP非常的低。下面這張圖，非常直觀的體現了這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在漫長的農業經濟時代，全世界的GDP始終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上運行，一兩千年都沒什么大增長。那時代，世界上最有錢的是人口和土地大國中國，其次是印度。因為農業經濟時代，人口和土地才是財富的基礎。
第二階段：工業經濟（第二產業）時代
工業革命爆發后，第二產業成為支柱產業。這時候的動力升級了，變成了機械動力，蒸汽機、內燃機成為主流；核心資源也從土地變成了鋼鐵、煤炭、石油這些金屬和化石能源。勞動力從田間向工廠遷移，工人群體不斷壯大；而因為工廠和勞動力的聚集，城市化開始出現了。一個個百萬級、千萬級的城市逐漸出現。
在工業時代，一個個龐大的機器、轟隆隆的工廠、粗獷的車輛才是主流。不僅是經濟主流，更衍生出一種美學和文化，例如有種“蒸汽朋克”、“柴油朋克”，就是對那個時代的懷念：
蒸汽朋克作品：《哈爾的移動城堡》：
柴油朋克作品：《瘋狂的麥克斯》：
蒸汽、柴油、大機器，這些元素正是工業時代的代表。在工業時代，第二產業成為支柱產業，GDP開始飛速發展。人類經濟進入了快車道，一個個工業帝國、貿易帝國開始出現，最終催生出了英美交替制霸世界的格局。
第三個階段：第三產業階段
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必然會推動第三產業的興起。勞動工人們需要餐飲、酒店、理發、醫療等服務；需要社交軟件、游戲、短視頻等娛樂消費品；企業需要金融、財會、法務等服務……
這個時候，GDP的支柱變成了第三產業。城市化進一步發展，千萬級人口以上的超級城市越來越多，勞動力不斷向第三產業和大城市聚集。一個個工業集群，一個個城市集群開始出現。
像中國，就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衍生出：珠三角、長三角城市群；2001北京申奧成功后，京津冀城市群開始增速，再加上最近的雄安新區，構成了現在的大環渤海城市群；再之后，就是成渝（成都重慶）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武漢長沙）。
這個時代的特征是：第三產業成為GDP支柱產業，第二產業的不斷下降，但是質量卻不斷提高，向高端產業、高科技水平和創新水平演進。
例如美國：
1860年——1930年是美國工業化的初期階段，在這之前美國發達的是農業，當美國進入工業時代后，GDP的支柱變成第三產業。這個時期，美國的制造業總產值超了農業總值的3倍多；
但是到了1947年，第三產業已經遠遠超過第二產業，成為GDP支柱。三大產業的GDP占比是：9.3%；37.7%；53.%；所以說早在1947年之前，美國就已經進入到第三產業時代了。發展到今天，美國三大產業的比例已經變成（2017年數據）：一產0.9%，二產18.9%，三產80.2%。
2017年美國僅第三產業為GDP的貢獻15.5219萬億美元的產值，就比中國總GDP要高。
這個時代的國家，不僅看GDP總量，還要看人均GDP了。那些走在前面的國家，就可以叫做發達國家了，或者叫后工業化國家。按照1995年的標準，人均8000美元就差不多能進入發達國家圈子了，但這個數字現在已經太低了，目前比較公認的是2萬美元這個標準。
例如美國，1976年人均GDP就超過8000美元、1978年超過1萬美元、1987年超過2萬美元、1996年超過3萬美元、2004年超過4萬美元、2012年超過5萬美元，現在已經無限接近6萬美元了。
中國2015年才超過8000美元，相當于美國30-40年前的水平。當然，這是算的全國人均，個別發達城市要高的多，例如上海2018年人均GDP 13.5萬元，換算成美元，也超過2萬美元了。達到發達國家的標準了。
而上海的產業結構是這樣的（2017年數據）：0.3%、30.7%、69.0%。這個結構顯然和發達國家的結構是比較像的。其中第二產業中高端產業發展也非常亮眼：汽車制造業和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分別增長19.4%和 7.6%，對全市工業產值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七成；工業機器人產量增長89.7%，運動型、多用途乘用車(SUV)增長79.6%。
所以通過分析第三產業的發展規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一個國家三次產業的結構關系，和這個國家的發達程度是直接相關的。同等發達程度的國家和地區，他們的三產結構會有很大的相似性。
2·GDP三架馬車
投資、消費、凈出口（出口-進口）。GDP的三架馬車。既然是馬車，顧名思義，那就是拉東西的。所以這三樣指的就是拉動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這個國家的錢從哪賺的。
以中國來說，2017年GDP首次超過80萬億人民幣（2018年超過了90萬億），其中消費占了58.8%；投資占32.1%；凈出口占9.1%。
三駕馬車的比例，體現了一個國家經濟支柱分配情況和發達程度。以中國來說，17年消費占比58%多，而在2007年的時候，這個數字只有38%多一點。而美國從1927年開始直到2017年，除了個別時間外，消費占比都在60%以上。
美國是一個消費型國家，維持了數十年的高消費；而在貿易上，從1976年開始，就一直處于貿易逆差的狀態，直到最近幾年才實行了服務貿易順差，但商品貿易還是大量逆差。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美國的高消費造成了其商品逆差的現狀，而美國的大量進口客觀上拉動了其它國家的出口貿易。
關于三駕馬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第一，和三次產業一樣，三架馬車的結構關系，和一個國家的發達程度是高度相關的；第二，一個國家的三馬結構，會影響它和別的國家的貿易關系（劃重點）。
3·國營和私營關系
這一項犀牛想聊的其實是制度結構。一個國家的制度結構之所以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因為它直接影響乃至決定了本國經濟的發展情況；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體系下，也會直接影響到和別國企業的競爭。所以制度結構是最敏感的結構。
在制度結構中，咱們今天只聊聊國營和私營的關系。這個算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了。其實國外也不是沒有國營企業，特別是二戰之后，西方有些國家的企業，經歷了幾輪國有化-私有化的來回循環。
我們舉個法國的例子。法國的國有企業可以追溯到17世紀，法王路易十四為了鼓勵工商業發展，搞了一堆皇家企業，通過上百年的運作，法國政府逐漸控制了：煙草、郵政、軍火、運輸、保險、糧食等行業。
等二戰結束后，法國滿目瘡痍，為了快速恢復經濟民生，戴高樂總統又搞了一輪國有化。對于國有化，戴高樂曾多次發表重要講話，像這樣的：
“國家的最高使命在昨天是作戰，而今天是生產。今天和任何時候都一樣，使國家強盛是政府的責任，而國家今天能否強盛則取決于經濟。……這便是我的政府采取國有化、國家監督和現代化措施的主要動機。”
通過幾年的國有化運作，法國經濟很快就恢復了戰前的水平：1950年-1959年，法國工業產值平均每年遞增6.1%，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4.8%，成為了帶領歐洲增長的“火車頭”。
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直接控股的企業，從戰前10家左右，發展到了1946年底的100多家；其中法國國企在能源領域控股90%；金融領域50%；國有化推動了法國的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帶來了規模優勢。
而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根據形勢的變化，法國又開始搞私有化。
像這種為解決階段性的經濟問題，為了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搞國有化，不只是法國，英國也干過，也經歷過這種私有化-國有化-私有化的循環。
再說美國，美國雖然沒有“國企”一說，但是他們有聯邦政府公司（FederalGovernment Corporation）和政府資助企業（GSE，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原則上，美國的這兩類企業是不和民營企業直接競爭的。
其中聯邦政府公司的雇員屬于國家聯邦雇員，而政府資助企業的員工則是私企雇員。名聲響亮的兩房——房地美、房利美——就屬于政府資助企業。當然，在2008年這二位鬧危機后，就被美國政府托管了，80%的股份到了美政府手中。
所以關于制度結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第一，一個國家的制度結構不是一成不變的，國情需要，經濟發展需要，可以靈活調整的；第二，因為全球化的問題，一個國家的制度會影響到和別國的競爭，于是撕逼就開始了。
4·全球結構
最后聊的結構是全球結構。全球結構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國際格局，大到全球的格局和秩序，小到兩個國家間的政經結構關系；另一個就是全球化了。
全球化是工業革命后，資本發展的產物。本質是各國之間依照資源和稟賦的不同，進行全球大分工，優勢互補：生產和銷售自己有優勢的商品和服務，購買自己沒有優勢的商品和服務。并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商品、資本、技術、勞動力的全球流動。
我們把當今各國的關系來做個高度簡化，解釋下這個分工過程：
第一階段：世界上只有兩大群體，工業化（發達）國家和非工業化（落后）國家。工業化國家有技術有產品，落后國家或者有能源（礦石、石油）、或者有市場。這個階段工業化國家從能源國買家能源，用來做工業生產的原料，生產出來的商品賣給國內和國外的落后國家；
第二階段：工業化國家隨著產業的不斷升級，開始出現了一個問題：中低端產業的經濟效益開始下降，工人工資太高、利潤太薄、技術含量又不太高，再加上其它國家經濟不發達的話，市場也有限，購買力不行。于是，發達國家就把一些中低端產業轉移出去；
第三階段：落后國家分裂成兩個群體，一個是能源國，因為發達國家產業的不斷發展，購買他的能源越來越多，他們漸漸靠賣資源富起來了；另一個是制造國，他們通過承接發達國家的移出產業，也慢慢的發展起來了。這時候它們成了國際產業鏈的中轉站，左手買進能源國的能源，加工成制成品，右手賣給發達國家。
這個階段對三方都有利。對發達國家來說，相當于一下子多了幾個億、十幾個億的廉價勞動力，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企業，雖然工廠搬遷到發展中國家，但控制權還是在發達國家的，這就相當于工人工資一下子低了十幾二十幾倍。勞動力增加了，工資減少了，產能上升了，市場也擴大了。GDP也就一路飛翔了。
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融入了全球貿易體系，大量出口創匯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并在國際分工中實現了技術積累，一步步的搞起來自己的工業化。至于能源國，那就更是幸福了。全球生產大爆發，需求一下子多了，供需關系之下，能源價格上漲，賺錢比搶錢都快。
可以說，戰后全球經濟長期大發展，是離不開全球化的紅利的。我們用全球貿易/GDP，來看下全球化的發展：
整體上，二戰之后，全球貿易量迅速發展，占GDP的比也越來越高。這說明一方面，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了；另一方面，全球化對GDP的增長起到了很大幫助。
所以總結下，全球的好處有很多，最主要的好處有兩個：第一個是有利于全球經濟的協調發展，大家優勢互補，各取索取，GDP可以高速發展；第二個就是大家經濟聯系的緊密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爆發戰爭的風險就小了。
上面說的都是好的，說完好的咱們再說說壞的，隨著經濟的發展，產業、三馬、制度、全球化，這四大結構內部積壓的問題越來越多，這些問題造成了2008年的經濟危機，造成了當今世界的經濟糾紛。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這些問題！
三·困擾全球的兩大結構難題
1·發達國家結構失衡問題
什么事情都是雙面的，發達國家享受了全球化的紅利。搶占了技術和價值的制高點，可以任性消費，同時也要承受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失衡的問題：
產業結構失衡：中低端產業轉移出去了，那國內的第二產業就業人員的薪酬、工作機會，肯定是要減少的，這也就是所謂的“工業空心化”問題，其實空心的主要是中低端產業，那些戰略性產業、高端產業，還是控制在他們自己手上的。
關于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空心化的問題，已經有很多文章討論過了，這里不再贅述。需要強調的是，這個問題是由：全球化結構+國內產業結構+三架馬車結構，這三個結構的問題交織在一起，造成的。
貿易結構失衡：貿易赤字是美國去年跟全世界打貿易戰的直接原因。這個表面上是全球化結構造成的，但是背后的原因非常復雜。例如三馬結構上，美國自己過度消費、負債消費；例如制度結構上，美國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
例如全球結構的金融貨幣部分，美國為了維持美元霸權，必須得不斷輸出美元；而消費（進口）是輸出美元的重方式之一。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才造成了美國40年逆差的局面。
2017年美國貨幣和服務貿易赤字上升到5523億美元，創九年新高：
中美貿易逆差數據：
2018年美國辛辛苦苦打貿易戰，結果上半年逆差不減反增，美歐逆差數據：
對中國逆差飆升10%，達到了創紀錄的368億美元；對加拿大逆差猛增57.6%達到了31億美元；對歐盟也上升了50%，達到創紀錄的176億美元（2018年前七個月數據）。
除了產業結構失衡和貿易逆差這些和全球化關系比較緊密的結構問題，還有很多是國內的問題，這些問題也非常嚴重，例如：
經濟脫實向虛和債務高企問題：
產業結構中，社會資源大量往第三產業聚集，最后因為資本的逐利性，就催生了金融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過渡發展，這進一步造成了發達國家的空心化（美國的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加起來，占GDP比超過20%（2017年數據））；三架馬車結構中，居民消費占GDP的比越來越高，過渡消費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一邊是金融業高度發達，一邊是消費越來越沒譜，最終的結果必然是一拍即合：借債消費！居民負債消費，企業負債投資。于是這些國家的經濟，就在脫實向虛的基礎上，增加了債務危機的問題：
以美國來說，1980年，美國政府和個人債務總額3萬億美元多一點，每個家庭大概3.8萬美元，占當時中產家庭收入的79%；到了2017年，政府和個人總債務超過40萬億，每個家庭平均負債30萬美元多一點，翻了10倍，占中產家庭收入的584%。而人均GDP只翻了4倍多。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其它的結構問題，例如老齡化。現在老齡化是困擾著很多發達國家的大問題。拿日本來說，2017年的時候，日本65歲以上的人口占了總人口的27%以上，可以說是所有國家中老齡化問題最嚴重的了。
現在日本有很多“爺爺輩”的人都還在工作，白發蒼蒼的司機師傅，白發蒼蒼的白領一族……老齡化給經濟帶來的問題非常多，最重要的兩個就是：社保壓力增加、產業結構升級受限。因為結構升級的本質是技術和創新的升級，老齡人口在這方面顯然沒有年輕人有優勢。
當一個國家出現經濟結構失衡后，必然會影響經濟的增長和穩定。這時候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有兩個，要么忍痛改造自身，要么以鄰為壑，矛盾轉移。當所有的國家都想著以鄰為壑的時候，世界的不穩定性就加劇了。
這時候再加上下面的問題，那矛盾就更大了：
2·發展中國家結構升級問題
我們在講產業結構的時候說過，一個國家產業結構構成情況，和這個國家的發達程度是直接相關的。這句話其實還有下半句：
如果一個國家想要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優化和升級產業結構！無論是為了實現經濟持續增長，跨入發達國家、制造強國，還是為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結構升級都是必須要做的。
但是發達國家卻不這么看了。
當年落后（追趕）國家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過度的時候，他們的產業結構跟發達國家之間，是個高度互補和配合的關系。
追趕國家中的制造國，用的是發達國家落后乃至淘汰的技術，提供的是中低端產業鏈的產品、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他們填補的正是發達國家低效的部分，這個部分分配給追趕國家，是個雙贏的局面。
但是當追趕國家完成工業化的初期階段，走到中等發達的程度后，下一步要往高度發達國家/后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時候。大家的關系就不再僅僅是互補，競爭的意味就開始加劇了！
這時候，最嚴重的問題就出現了：
四·全球競合結構的變化
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一方面因為全球化的問題，面臨產業結構失衡和貿易逆差的問題；另一方又因為國內發展和政策的問題，存在多方面的經濟結構失衡問題。
為了解決這些結構失衡的問題，他們手頭的選項非常少，就兩個：
第一個·最簡單的，從別人身上挖肉吃！
去年美國和中國，和全世界打貿易戰，要修改各種規則，退出各種群，就是為了通過這種方式，從別人身上挖肉，來緩解結構失衡和貿易逆差問題。
第二個·最根本的，自己搞結構改革！
2008年經濟危機后，各國采取了很多措施來緩解危機，當時各國達成了如下共識：
各國采取積極財政政策，提供社會保障，避免因失業造成社會問題，同時，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通過投資驅動需求，穩定經濟，創造就業；堅持開放政策，即不管國內就業狀況如何，都要堅持開放的貿易政策。
這些措施緩解了危機，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全球經濟恢復效果很一般，而且還造成了債務高企的問題。
主要國家GDP數據：
我們看GDP的增長數據可以發現，2008年之后，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除了個別國家（例如德國），大家的增長平臺都往下掉了。美國08年前還有4的時候，08年后掉到了3以下；英國基本上就是1-2了，法國則是0-1之間徘徊，中國則從10一路掉到7，再掉到6。
這時候大家才發現，傳統的貨幣和財政刺激已經不足以解決問題了，必須要進行經濟結構改革。因為造成經濟下滑的，表面上是周期性問題，根本上確是結構性問題。例如我們前面分析過的那些：制造業空心化、金融經濟和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債務問題嚴重、老齡化等……
各國債務情況：
2017年，各國債務/GDP數據。排名第一的日本國家債務，已經達到GDP的237.6%。2018年一季度統計：全球債務247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318%！
這些結構問題倒逼所有國家，無論是發達的還是發展的，都得進行結構改革，我們看看這些國家的大致套路：
降低金融風險、脫虛向實、再工業化、促進技術創新、發展戰略性產業！
但是在發達國家自己搞結構改革的時候，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也在改。我們看看發展中國家的大致套路：降低金融風險、產業結構升級、促進技術創新、發展戰略性產業！
這下問題又增加了。本來發達國家就有貿易失衡或結構失衡的問題。現在又多了個發展中國家跟自己競爭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是更嚴重的。
它會改變現在的國際經貿結構、甚至是國際政經格局！
發展中國家搞的結構改革戰略，我們高度總結下，就是三條：
第一條·優化！
去庫存，降低杠桿等。目的是把一些低效的產業，一些風險較大的問題給解決掉。
第二條·升級！
從中低端產業向高端產業升級，這個過程伴隨著進一步擴大開放、制度的優化調整。在這些領域，發達國家是有先發優勢的，他們在這方面是非常成熟的，例如芯片、內燃機這樣的。這些領域，追趕著是非常累的。
第三條·競爭！
如果僅僅是在人家后面追，那就太累太被動了。所以還要發展戰略創新產業，和發達國家同臺競爭。這些領域，發達國家的先發優勢沒那么大。例如新能源、5G、AI等。
這些領域，雙方其實是撞車了的！
例如美國，美國在危機之前靠的是：金融+房地產。危機之后，開始向新技術+新能源等戰略性產業轉移。
2010年，奧巴馬簽署《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該戰略中細述了提升出口，推動制造業的綜合規劃，以此應對史無前例的全球競爭。并在稅收、貿易、能源和基礎設施等各項政策方面提出了較高目標。
以能源產業來說，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在清潔能源、頁巖油等能源產業上，持續發力。現在美國已經變成能源出口大國。
▲ 注：2005，美國一周原油進口量的最大值達到1437萬桶，而2018年12月，美國竟然一度做到了凈出口，進口量負21萬桶。
至于歐盟和日本，也分別推出了自己的結構改革計劃：
歐盟方面，08年后，歐盟也搞了很多工業革命4.0、制造業升級、創新歐盟之類的戰略計劃；日本方面，安倍經濟學的三大支柱之一就是：日本再興戰略，其中很大的重心落在產業振興上。
新能源、信息技術、5G、AI、太空航天、高端醫療、工業4.0、產業互聯網……大家干的事情，都差不多，看誰先行一步而已！
這個時候，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除了擔心貿易逆差問題、自身結構失衡問題，又多了一個擔心：競爭問題！
如果讓發展中國家搞成結構升級，那么一方面，對方跟自己的關系就不再是配合的關系了，而是競爭的關系了，自己的高端產業就要被擠壓了；另一方面，如果讓對方在經濟結構的等級上趕超自己，那自己的地位可能就不保了。
所以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結構改革是非常警惕的。因為美國的最大訴求和利益肯定是維持現行的全球結構。
但是中國也好，發展中國家也好，搞產業優化、結構升級的決心是不可能動搖的，里面前面已經分析過了；而發達國家如果不能解決自身的結構失衡問題，未來的變數也是存在的。雙方的結構改革交織在一起，就形成了當今世界的最大課題：全球競合關系可能發生變化！
所以美國才對中國提出了結構改革的要求。但是這些要求背后其實是比較復雜的，我們可以簡單的把它分成兩類：
第一類是中國本來就要改，西方也希望中國改的地方。例如國企的問題，例如產業補貼的問題、例如知識產權的問題；這些問題本來就在咱們的改革計劃中，是要隨著經濟的發展，慢慢改革的。而美國方面，甚至是歐洲方面，也是非常希望咱們能完成這些改革的。這個其實是有共識的。
第二類是中國要改，美國不希望的地方。這個就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特別是戰略新興產業部分，這方面的美國最擔心，所以會通過各種手段（談判只是一種），來進行阻撓。這個部分是分歧最大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中美的談判，關于結構問題的談判，要分開來看，看哪些是第一類的問題，哪些是第二類的問題。雖然現在還沒有具體的信息出來，但是犀牛相信，咱們能談的，肯談的，肯定是第一類問題。這個咱們要相信決策層的戰略智慧和定力。
就像華春瑩在去年底記者會上說的：
“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斷的燦爛文明。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5000多年文明史、13億多人口的大國推進改革發展，沒有可以奉為金科玉律的教科書，也沒有可以對中國人民頤指氣使的教師爺。改什么、怎么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由此可以看出我方在原則問題上的堅定。其實時間是站在咱們這邊的，無論是咱們自身的成就和體量，還是美國自身的重重問題，還是全球化的穩定器作用，只要咱們堅持做好自己的事，自己穩住，最終一定可以完成產業結構升級，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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